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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方法應用中的倫理問題剖析

            更新時間:2009-03-28

            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經常以人為研究對象,在搜集數據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倫理問題。研究者與參試者之間權力的不平等,以及研究給雙方帶來的利益不對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前、研究中和研究后都要進行倫理考量。研究倫理應為研究中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關系及其調整提供遵循的準則和規范。英美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心理學協會、社會學協會、社工協會和教育研究協會等許多專業協會以及研究基金機構都頒布相應倫理規范來指導專業領域的研究者如何應對倫理沖突 [1-3]。實驗、觀察、訪談和問卷四種常用的社會科學研究數據采集方法在使用中涉及錯綜復雜的倫理問題。忽視這些問題有可能會給參試者帶來生理虐待、壓力焦慮、名譽損害和隱私侵犯等傷害,同時會影響社會科學學術共同體的聲譽,破壞公平誠信的學術研究生態,阻礙社會科學研究的良性發展。

            一、實驗法應用中的倫理問題

            實驗法在知情同意權和最大利益權方面容易對參試者帶來損害,破壞誠實公開的信用原則和公平公正的社會價值。任何與人相關的實驗都潛存著倫理兩難問題[3]。告訴參試者研究的真實目的和研究方法,給予其知情同意權是十分有必要的。但為了從參試者那里獲得真實自然的行為反應,心理學經常使用實驗室實驗方法并隱瞞實驗的真實目的[4]。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 lgram)從1961年7月開始在耶魯大學心理學實驗室對40名參試者進行了一項關于服從權威和個人良心是否矛盾的研究。他采用欺騙的手段,讓參試者以教師的身份“電擊”“學生”。盡管電擊不是真實的,學生也是扮演的,但是在實驗過程中,這些“學生”痛苦的叫聲、撞墻的舉動和垂死的狀態,讓參試者誤以為是由于自己執行的操作造成的,心理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5]。這項研究給參試者帶來壓力和焦慮,并且讓參試者因做出某些行為,而陷入不道德的境地[1]。20世紀80年代,發表在社會心理學頂級期刊中的81%的實驗研究采用隱瞞的方式進行[6]。對參試者的傷害不僅包括身體和心理傷害,還影響到他們的個人發展,包括讓其做出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告訴參試者研究的真實目的和研究方法,給予其知情同意權十分有必要。

            同時在實驗進行中,研究者需不斷反思研究設計,對研究方法有可能產生的倫理問題時刻保持警醒。例如,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也是損害參試者利益的一項實驗[4]。為了研究周圍環境對人行為的影響,他和同事克瑞格·哈尼(Craig Haney)、科蒂斯·班克斯(Cur tis Banks)及戴維·杰夫(Dave Jaf fe)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建了一個模擬監獄,將招募的大學生志愿者隨機分配扮演兩個星期的“看守”和“囚犯”。盡管參試者簽署了知情同意書,事前知道研究中可能會有違背他們個人隱私和公民權利的情況,但是在研究中扮演“囚徒”的參試者還是出現了情緒崩潰和強烈的應激反應,變得抑郁,思維混亂,甚至絕食;扮演“看守”的參試者想盡辦法折磨那些“囚徒”,包括騷擾、恐嚇、侮辱、懲罰,甚至做出脫光對方衣服,強迫其用手清洗馬桶等不道德行為。大多數參試者不能區分角色扮演和自我,忘記了自己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大學生和參試者,擁有隨時可以退出實驗的權利。在該項研究開展的第六天,津巴多意識到自己已經忘掉了“研究者”的身份,開始不自覺地扮演起了“監獄主管”的角色,于是叫停了實驗。這項研究與上面“電擊試驗”相比,在研究倫理上有了一定的進步。研究者在研究之初獲得了參試者的知情同意,同時在研究過程中對倫理問題保持警醒,能夠意識到研究對參試者帶來的傷害,主動終止了實驗。但是在實驗設計之初,研究者應該預判這樣的研究會給參試者帶來哪些潛在的傷害,做出應對的措施。研究者片面追求研究的中立客觀,欺騙參試者,損害其知情同意權?!爸橥狻笔强茖W研究倫理道德的基石,是尊重參試者權利的最好體現,也是顯示參試者與研究者地位對等的重要環節,集中體現了研究者與參試者在研究中是合作者,而非單純的研究與被研究的關系[7]。同時,只有給予了具有完全理解能力的參試者全部的信息,在其平衡利弊后做出的決定才能稱為“知情同意”。對兒童、老人、婦女、犯人、精神病患者,以及那些由于能力有限而無法做自我決定的弱勢人群,要遵循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差別原則”,在研究中要給予特殊照顧,以保證研究的公正和平等[7]。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知情同意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每個研究節點都應反復確認參試者的合作意愿。參試者隨時享有自愿參與和自由退出的權利,其工作和學習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農業生產者和農業企業是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責任主體,農業部門和各級政府是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監管主體。農業生產者和農業企業要主動落實主體責任,配套建設農業廢棄物無害化處理與資源化利用設施,應用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技術與模式。農業部門和各地政府也要切實履行監管主體責任,督促指導農業生產者和企業認真落實履行主體責任,定期開展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設施運行檢查,推廣先進、成熟、高效的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技術模式與設施設備。

            實驗法中涉及的另一倫理問題是損害參試者的最大利益權,破壞了公平公正的社會價值。研究者經常采用實驗作為研究方法以探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通過操控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來確定其對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的影響。例如,美國學者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 t Rosenthal)和勒諾·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在1964年開展的“課堂中的皮格馬利翁現象”研究[8]。研究者將研究場域選在了美國某下層社會聚居的一所學校,學生大多數為少數民族族裔。1964年春所有學生完成了“潛在優異生”(spurters)選拔測試,新學年開始,所有老師拿到了一份“潛在優異生”(spur ters)名單。事實上,學生參加的是一般的IQ測試,被隨機分配到實驗組,成為所謂的“潛在優異生”(spur ters)。八個月后,研究者通過測試發現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表現和智力發展。這項實驗采用經典試驗設計,也稱為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zed Cont rol led Trial,RCT)。研究者建立實驗組和控制組,通過對實驗組進行干預,操縱自變量,并通過前測和后測來驗證其對因變量的影響[1]。在這項研究中,“潛在優異生”們得到老師更多的關注,那些沒有入選的學生不可避免地被老師所忽視,其利益受到損害。筆者認為在這種社會科學對照實驗中應采用臨床科研方法中的“均勢原則”對實驗設計進行倫理審視。美國醫生查爾斯·弗里德于1974年提出RCT的運用要遵循新藥和對照藥物療效不確定原則[9]。弗里德將均勢原則(Principle of Equipoise)創造性發展,使其成為隨機臨床試驗的道德標準和評估有效性的方法[10]。均勢原則要求研究者對于試驗干預的效果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即不清楚兩種方法孰優孰劣,此時開展隨機對照試驗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如果已知干預后效果更佳,那研究者對于控制組的參試者來說,就沒有盡到保護其最大利益的義務。在教育研究中,當研究者明知一種教學方法對學生學習行為會有促進作用時,就不應該設計對照試驗,而應該在自然情境下,對自然班進行行動研究或歷時跟蹤研究。同時,在對照實驗進行中,如果研究者發現該干預特別有效,也應該停止干預,或者在試驗結束后,對控制組學生進行同樣的干預,否則對于另一組學生來說,則違背了教師為學生提供最佳教學方法的職業道德。

            二、觀察法應用中的倫理問題

            [5]Kimmel,A.J.Ethics and Values 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M].Newbury Park:Sage Publ ications,1988.

            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說過,“大學之謂,非大樓也”?,F在大學房子越蓋越豪華,但是教授越來越不像教授,學生越來越不像學生,大學精神不斷淪落,大學校園彌漫的學術不端氛圍,令人憂慮。高校、科研機構擔負著傳承文化、弘揚正義的職責。如果為人師表者學術道德失守,不僅有辱學術尊嚴,還會誤導學生、搞壞學術風氣。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除了教給學生學問外,更有義務教給他們做人的道理、做學問的道德。如果教師自身學術不端,即使道貌岸然給學生講學術道德,學生也聽不進去。

            空時濾波技術是建立在空域濾波技術的基礎上,它能夠抑制空域濾波技術不能不能很好濾除的寬帶干擾及其多徑干擾信號,同時它又具有時域濾波技術和頻域濾波技術沒有的空間分辨信號的優點,在天線陣元數不變的條件下,提高空時自由度數量,同時域濾波技術和頻域濾波技術相比,干擾抑制性能有大幅提高[8]。

            隱蔽型研究雖然能為研究提供特別形式的數據,可以避免公開型研究可能對研究現象帶來改變的問題,但是采用隱瞞方式開展研究要極其審慎。在一項宗教崇拜研究中,研究者在臨近“設想的世界末日”的時候以隱瞞的方式加入了這個組織,讓這群人的妄想加劇,有違研究的初衷[19]。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逐漸有學者采用虛擬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方法來探討與互聯網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并在如男同性戀聊天室和女同性戀BBS等特定的網絡空間進行在線觀察[20]。研究者偽裝成厭食癥患者在網站上發帖,或在期刊上發布虛假征婚廣告,吸引近千人回復,再對回復內容進文本分析[1]。為了避免這類研究中出現倫理問題,開展在線觀察的研究者不得不思考何時公開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如何區分私人和公共領域,如何預先獲得參試者知情同意和怎樣保護其隱私等倫理問題。國外倫理審查委員會對這類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須清晰地作出解釋,理由要極其充分,進行不二選擇之論證,將其作為研究方法的最后一種選擇。例如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的指導原則是:“不能輕易采用隱蔽型研究,更不能將其當作常規研究方法使用,只有當研究重要問題并且當有社會意義的事情不能以其他方式進行研究的情況下才能使用”[21](P21)。多倫多大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倫理委員等機構不建議開展此類研究[22]。英國社會研究協會在其發布的倫理指南中指出社會科學研究者及其合作伙伴有義務不采用易違背侵犯人類價值觀和感情的研究方法,不論該種方法的優勢如何,只要對社會科學研究聲譽有損,危及社會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信任,都不能采用[23]。這是開展此類研究的先決條件。一旦大眾對科學研究產生了不信任感,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都是“窺探者”(snoopers),就會影響整個學術共同體的聲譽,導致研究經費的減少,影響將來參與研究的合作意愿[1]。

            對參試者隱私的保護,需要研究者在獲得知識、改良社會與遵守研究倫理保護參試者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點,當兩者發生沖突時應該以參試者利益為上。研究者應該為自己產生的知識用途負責,不應該僅僅作為雇傭者為投資方工作,否則就會成為卡爾·羅杰(Car l Roger)所說的裝滿彈藥的馬車,不問開槍者的善惡只顧為其運送武器[3]。研究者在研究設計和開展過程中,注意對參試者利益的保護,可以借鑒均勢原則、避免隱蔽式研究、保護弱勢群體、做出正確的道德抉擇。保護參試者隱私除了采用技術手段進行匿名處理外,還需要研究者的社會責任擔當。同時,更需要全社會的倫理意識提升。在對相關研究進行報道、轉述、開展學術爭鳴時應共同保護研究場域,為參試者保密。不應為了增加事件的新聞效應而對參試者進行二次傷害。

            三、訪談法應用中的倫理問題

            訪談法應用中與倫理相關的突出問題是研究者多重身份沖突帶來的倫理選擇問題。研究者采用訪談法讓參試者對研究現象闡述自己的不同理解,發出自己的聲音,是改變研究中權力不平等現象的有效途徑之一。在訪談中經常遇到的倫理問題是當得知違法犯罪信息或如學生作弊等不當道德行為時要不要告知第三方;當參試者陷入困境,要不要主動進行幫助;甚至包括與參試者能否保持聯系等問題。因為,一旦告知第三方會破壞研究者與參試者之間的信任關系;幫助參試者會對研究結果帶來影響;而保持聯系也會因透露參試者個人信息而使倫理問題更加突出。同時,研究者在采訪時積極與參試者建立關系,尋找共鳴,但不應誘導參試者說出自己原本不想說的感受[24]。因為這樣做雖然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超出研究范圍之外,而且過多的暴露也會給參試者留下難以愈合的傷痛[24]。

            琳達·納特(Linda Nut t)是國家收養協會的工作人員,同時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對收養監護人的日常生活進行了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她的專業身份與學術身份多次重合,使她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戴著兩頂帽子的人”[25](P75)。盡管她一直盡力把兩種身份區分開來,但是發現十分困難,二者經常發生沖突。例如,她到一個收養監護人家里進行訪談,留意到屋里掛著一幅性暴露的畫,而這與國際收養協會的規定相違背。經過深思熟慮,她告訴了當地有關部門自己對于那幅畫的不安,以及它有可能會對被收養的孩子帶來的影響。此時,她的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身份壓倒了研究者的學術身份,她在專業社會工作倫理規范指導下做出了選擇,把孩子的安全放在對參試者保密的承諾之上[25]。筆者曾在跟蹤研究時發現一名學生在考試周將自己封閉在宿舍里,多門考試缺考,不愿與人交流。在向兩位導師描述該名參試者種種表現后,得到建議向學校學生服務中心(Student Service)求助。中心負責人立刻派心理咨詢師介入,并以筆者受學校全額獎學金資助、視為學校員工為由,要求提供該參試者的姓名和住址。筆者十分猶豫,與導師組再次進行量,并到參試者宿舍告知學校的要求。心理咨詢師介入后,了解參試者家中的變故和心理壓力,與校方進行溝通,妥善協調了其考試等各項事宜。參試者及其母親之后給筆者打電話表示感謝。

            以上案例揭示出社會科學研究中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研究者與公民兩重身份發生沖突,甚至還存在研究者、專業從業者和公民三重身份發生沖突的情況,使研究者陷入道德兩難境地。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要對可能出現的倫理問題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時刻以參試者的利益為上,遇到即時重大危害問題可以改變一般原則。在研究中發現違法行為,如性侵或虐待兒童時要向警局或其他權威機構報告,所以需要在知情同意書簽署前告知參試者此類信息[3]。當發現其他欺凌或不作為,或有可能危及參試者健康的情況時,需要研究者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提醒的是,遇到自己認為看不慣的情況時,要注意不要將自己的價值觀和觀點強加給正在研究的人和場域,而應試著去理解和匯報正在發生的事情,作為研究者的倫理責任并不意味著他對其他人的倫理行為有評判的特權[3]。

            (3)港區功能定位有所側重。對于能產生產業帶動效益的岸線資源應布置技術、勞動、資金密集型臨港產業可建在人口較密集的港區;有污染,產業低級,不易帶動就業等產業鏈延伸不長的臨港項目建在離居民較遠的港區;集中合理布置集裝箱碼頭作業區,為“適箱貨種轉向集裝箱運輸、陸運集裝箱向水運分流”做準備;加快旅游碼頭和游艇基地的建設,打造旅游休閑中心,為深入實施“旅游國際化”和“旅游全域化”做準備。

            四、調查問卷應用中的倫理問題

            調查問卷在使用中容易忽略對弱勢群體的保護。調查問卷常用來針對大規模人群采用問題的形式搜集數據。研究者往往在問卷前的邀請信中就已告訴參試者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參與時間和題目要求等信息。這種量性研究比訪談法匿名性強,不涉及人為實驗創造的刺激,同時可以避免像觀察法那樣對參試者生活造成的影響,因此看似不像前三種方法那樣容易對參試者帶來傷害。然而,這種方法在問卷設計和回答環節對脆弱人群(vulnerable groups)都有特別的倫理考量,需要引起研究者重視。首先,參試者自愿參與權是社會科學研究倫理準則之一[7]。在招募參試者環節,需要考慮參試者的自愿參與。對機構進行問卷調查時,注意單位負責人對參試者接受調查的自愿權利的影響。這些人被視作數據搜集的“看門人”(Gatekeeper),一方面可以幫助研究者找到參試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導致參試者由于懼怕負責人的權力,在威懾之下填報問卷,不僅對研究倫理準則有傷害,對研究結果的可信度也有損失。其次,在設計問卷環節要避免直接提問敏感性問題。例如,有關抑郁和焦慮的研究問卷某些題目可能涉及參試者的自殺傾向,對參試者來說屬于高風險題目,容易引起參試者對已往經歷的痛苦回憶,還有可能使有潛在想法的參試者看到這個問題之后,會進行進一步思考,對參試者造成潛在的傷害。對于此類的研究,國外倫理審查委員會要求研究者在審查過程中提供完整的量表,并對可能會給參試者帶來潛在傷害的題目進行必要性說明。如果與研究目的相關度低,并且從統計和研究的角度不會影響整個研究的結果的話,建議刪除此類題目。如果與研究目的緊密相關,必須涉及此類題目,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應對有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和意外結果。研究者可以在知情同意書里做出預警,并給參試者提供一份相關信息清單,列出心理咨詢服務聯系方式,自殺干預熱線,以及必要的心理知識常識等。

            由此可以看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建立倫理審查機制是十分有必要的。研究者需在提交倫理審查項目書時根據倫理審查指南仔細思考自己的研究設計,以滿足研究倫理準則中的各項要求。同時,審查委員會兩名專家對倫理審查項目書進行審核并提出質疑和建議,保證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護參試者利益,維護社會科學研究的信譽度。

            五、結 語

            通過對以上四種常用的社會科學研究數據采集方法應用中的倫理問題進行剖析,不難看出各種方法若使用不當,容易在誠實公開、公正平等、知情同意、隱私保密和自主選擇方面損害參試者利益,影響社會科學學術共同體的聲譽,破壞公平誠信的學術研究生態,阻礙社會科學研究的良性發展。

            研究倫理建設有利于幫助各個利益相關方樹立參試者利益第一的意識信念,踐行求善大于知識獲取的行為準則,對自己在科學研究中的行為進行評價,做出正確選擇,共同構建公平、誠信、求真的價值體系。并有利于調節科學研究活動中的各類關系,培養科學研究道德素養,推動科學研究活動的良性發展。因此,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進行研究不僅可以促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公正、誠信與法制化,而且可以為有效消除或減少跨國社科研究中的矛盾及沖突提供理論與法規依據,同時可以提升中國社科研究人員與管理機構在倫理意識與法規意識方面的自覺性。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觀念的推進及其制度的建立,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化建設的需求。這方面觀念的滯后和制度的缺失,一方面影響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也會損害某些研究工作所涉及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從而影響到高水平和諧公正社會的創建。研究倫理規范的制定既需要各利益相關方基于研究倫理意識提升后的約定俗成,也需要管理部門從科學和倫理的高度制定相關標準或準則。在研究活動中,研究者、參試者、管理者和潛在受益者之間形成各種關系和規范,互相之間產生“義務”“責任”,牽涉各種利益,我們需要系統地對這些關系、行為、義務、責任和利益進行思考,逐漸形成研究倫理中的道德觀念、道德認識、道德原則和規范,幫助研究相關利益人進行善惡判斷,規范自己的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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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蔽型參與式觀察法很難保證參試者的匿名權。以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近年來在研究倫理方面有爭議的“中縣干部”研究為例,研究者在某縣掛職兩年,期間進行隱蔽型參與式觀察,勾勒出中縣干部的整體圖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歷程[15]。研究者的“很多論文資料都是酒場上獲得的”[15](P165),也希望中縣干部們能夠理解他的研究,因為“我罪我言,是存明哲”[15](P213)。在論文撰寫和發表過程中,研究者對涉及的人和地點進行了匿名處理,但因未及時消除在該縣網頁上的個人信息而暴露了研究場域,給當事人造成了不利影響[16]。美國有研究者為了保護參試者和研究場域,選擇匿名發表研究報告[17]。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方剛也采用隱蔽型參與式觀察法完成了《男公關》研究。他在進入研究場域、數據搜集和論文撰寫階段對自己的行為對參試者及其所在研究場域可能構成的傷害保持警惕,刪除一切有可能暴露隱私的信息,雖然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使研究受損,但是出于對研究倫理的考慮,不得不有所放棄??梢?,研究者將參試者視為信息提供者的同時也應努力成為他們利益的代言人[18]。

            西方歌劇發展至今經久不衰,正是因為有這些歌劇改革者的不懈努力,有了他們的緊跟時代的創作,才留下了這么多歷久彌新的經典歌劇,雖然這三位作曲家遠遠不能概括歐洲歌劇的發展,但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到歌曲發展到今天的不易,了解到了歌劇藝術發展的輝煌歷程。

            水利部副部長、部抗震救災領導小組副組長劉寧傳達了有關會議精神。水利部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部抗震救災領導小組副組長陳小江,水利部總規劃師兼規劃計劃司司長周學文等出席會議。會議聽取了水利部抗震救災領導小組7個工作組和各成員單位的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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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法相比其他方法來說容易侵犯參試者的隱私權和匿名權。觀察法分為參與式觀察法和非參與式觀察法,后者是民族志跟蹤研究搜集數據的主要方法之一[11]。研究者進入參試者生活或工作的領域,系統搜集數據,避免將意義從外部強加到參試者身上[12]。在參與式觀察法中,根據研究者身份是否公開可以分為隱蔽型參與式觀察法和公開型參與式觀察法。由于擔心參試者有可能因為知道在被觀察而改變行為發生“霍桑效應”,或者因為研究涉及敏感內容和特殊人群,經常有研究者采用隱蔽型參與式觀察法,這也是最有爭議的觀察方法。例如,上個世紀70年代初,美國8位研究者聲稱出現幻聽假扮精神病人進入12家精神病院,對醫生和護理人員對病人的態度進行了研究[13]。在被確診為精神病患者后,他們立即停止扮演,回歸正常,但是平均用了19天才被釋放。期間,他們記錄下精神科醫生和護士對他們求助時的反應,發現71%的精神科醫生和88%的護士會采用回避的態度,以此來證明精神病患者在醫院的無助和主體地位的喪失。這項研究中研究者的欺騙行為等倫理問題引起很大爭議[1]。對研究倫理的忽視會對社會科學研究實踐本身產生不利的影響。研究對象在以后的研究中容易對研究者不信任,認為他們是窺探者(snoopers或voyeurs)[1]。最有名的例子當屬華盛頓大學博士生羅德·漢弗萊(Laud Humphrey)的同性戀公共衛生間性行為研究(Tearoom Trade)。漢弗萊喬裝打扮成一個窺淫癖者(voyeur),通過車牌追蹤到當事人的姓名和地址。一年之后,他改換發型,以另外一項研究名義到這些人家中進行采訪,發現超過50%的同性戀活動參與者個人自我和公眾自我之間的不一致性,他們為了隱瞞自己的偏常行為而選擇與異性結婚。漢弗萊于1970年發表了自己的博士論文Tearoom Trade,該研究因欺騙和侵害參試者隱私而引起爭議。英國警察西蒙·霍爾德維(Simon Holdaway)在自己所在的警局進行了隱蔽型參與式觀察,完成了博士課題[14]。他觀察同事間的互動,傾聽別人之間的對話,查閱文件,記錄自己的感受和體驗。他的上司們并不知道他在自己的警局內開展研究。他的研究雖然有助于了解警察內部工作情況和警官職業文化,但也欺騙了參試者,侵犯了其隱私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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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與易象的形成過程中的思維也是一致的,它們都是在取象過程中運用了想象與聯想的思維來選取適宜的物象,并且都不是用概念和邏輯來表現作者的情感,而是通過具體的物象來表達。從它們的特征來看,兩者都具有象征性、形上性等特征,這些象征性物象一方面是直觀的,是為了表達作者心靈深處較為幽隱的“意”,也正因為與作者較為隱秘的“意”相關,讀者對這些象的指涉意義的把握也因此具有模糊性的一面。綜上可知,易象是意象范疇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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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王星,孟盛彬.參與觀察與研究者角色處理的倫理探討——由《中縣干部》談起[J].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12,29(2),61-65.

            阿里卻是拗住了,一定要扶羅爹爹,嘴上說:“姆媽說的。要攙羅爹爹。是姆媽說的!”說著,竟還有點眼淚汪汪。

            [17]Nathan,R.My Freshman Year: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M].New York:Cornel l University Press,2005.

            [18]方剛.男公關[M].北京:群眾出版社,2012.

            水利建設不僅要防洪排澇,還要結合修水本地旅游規劃與開發思路治山理水、封山蓄水、美化山水,充分發掘水資源優勢,開發游山玩水、青山綠水等具有觀賞審美、休閑游憩和鄉村度假功能的旅游項目。

            [19]Festinger,L.,Riecken,H.W.&Schachter,S.When Prophecy Fai ls[M].New York:Harper&Row,1956.

            [20]卜玉梅.虛擬民族志:田野、方法與倫理[J].社會學研究,2012,6:217-236.

            [21]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 l(ESRC).ESRC Framework for Research Ethics 2015[EB/OL].www.esrc.ac.uk/f i les/funding/guidance-for-appl icants/esrc-f ramework-for-research-ethics-20 15/(Accessed:9th February,2018).

            [22]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Ethics Board,University of Toronto(SSH REB).Guidelines for Ethical Conduct in Par ticipant Observation[EB/OL].http://research.utoronto.ca/wp-c ontent/uploads/documents/2013/05/Participant-Observation-Guidelines.pdf,2013.(Accessed:9th February,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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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Duncombe,J.&Jessop,J. ‘Doing Rapport’and The Ethics of‘Faking Friendship’.In Mauthner,M.,Birch,M.,Jessop,J.&Mi l ler T.(eds.)Ethics in Qual 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107-122.

            當前,我國中小微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完成了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約為國家提供了50%的稅收總額,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60%以上的出口額,以及65%的專利、75%以上的技術創新和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因此,中小微企業無疑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其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25]Bel l,L.&Nut t,L.Divided Loyal ties,Divided Expectations:Research Ethics, Professional and Occupational Responsibil ities.In Mauthner,M.,Birch,M.,Jessop,J.&Mil ler T.(eds.)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 Publ ications,2002:70-90.

             
            侯俊霞,趙春清
            《倫理學研究》 2018年第02期
            《倫理學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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